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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與理論   2008.09.04

文／鍾秀梅

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23823

1970年代，非洲肯亞的「綠帶運動」與印度的「Chipko運動」(抱樹運動)，成為婦女運動與環境運動互為辯証的典範。

生態是永恆的經濟

1977年，肯亞的馬阿薩伊女士（Wangari Maathai）眼見村子薪材短缺、沙漠化嚴重和土力流失。於是，她發起種樹運動。這個運動以農村婦女為主，著重於婦女草根運動的培力教育，提高她們在健康、生計、與環境的經營能力，她們在村落設立育苗場，建設讓婦女方便取水的設施，提供就業的機會。

馬阿薩伊認為樹就是和平，她覺得與其花費大量經費購置武器，倒不如投資在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因為貧窮的成因在於發展模式的錯誤與資源分配的不均。千棵樹運動不僅建立了泛非洲綠帶網絡，也建立國際綠帶運動網絡，為第三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做出具體的承諾。

不幸，在1990年代初期，馬阿薩伊教授反對開發商強佔公有地，曾遭到肯亞當局監禁與鞭打，但是她的意志反而更為堅定。2002年，來自基層的力量把她推上國會議員的寶座。她也是「非洲減債運動聯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的重要發起人，這個聯盟要求取消富國對非洲窮國的債務。200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馬阿薩伊教授，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認為馬阿薩伊教授有二大貢獻：推動環境的友善治理和草根自治力量的經營。

1973年4月，起源於印度喜馬拉亞山區的「抱樹運動」（Chipko）是因為印度的原始森林遭大量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種下商業用途的油加利樹和松木，剝奪了Chipko婦女依賴原始森林所提供家庭生計的能力，於是她們採用甘地非暴力運動，由村民抱住樹木集體阻擋伐木行為，這個運動成功向政府索賠被奪走原始林的損失，印度政府也承諾在15年內禁止伐木。

「抱樹運動」以鄉村婦女為主，在1980年代已發展為上百個去中心和村民自治的社會網絡，這個運動保護了喜馬拉亞山區5千平方公里的森林。「抱樹運動」的活躍份子巴互谷娜（Sunderlal Bahuguna）定義「生態是永恆的經濟」，參與運動的基層婦女則說：森林提供了乾淨的空氣、水與土壤。聯合國環境計劃非常認可這個運動，因為抱樹運動從少數官僚手中拿回森林資源經營的權力，這個運動的推動者在進行一場社會經濟革命，因為這些方案建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並重新看待發展是要滿足在地居民的基本需要，達到和平、愉悅與興旺的文化生活。

女性主義運動與環境運動的相互對話與支援，在30年間已發展出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資源生態，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在此社會運動脈落下誕生了。生態女性主義是在1974年由法國女作家弗朗莎‧德邦娜(Francois d'Eaubonne)在《女性主義或者死亡》一書中創造的。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化的出現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學者如麥爾絲（Maria Mies）、席媧（Vandana Shiva）、莎雷（Ariel Salleh）、尬德（Greta Gaard）、菩朗伍德（ValPlumwood）、史德娟（Noel Sturgeon）和瓦蘭（Karren Warren）等人，她們都有跨學科與跨國際的研究背景，麥爾絲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學，她從德國到印度參與多年的Chipko抱樹運動，並與印度女科學家席媧合寫關於生態女性主義的著作。菩朗伍德有人類學的背景，莎雷是精神分析專家，她們除了活躍於國際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外，更進一步理論化生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婦女與自然環境同時被剝削

學者畢娜‧阿噶瓦（Bina Agarwal） 歸納出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四個特點：1.認定西方男性中心宰制是性別壓迫與環境惡化的共同根源；2.否認文化專屬於男性，女性不再被歸類成未馴服的自然環境；3.婦女的剝削與自然環境的剝削同時發生，婦女有責任終止男性對這兩者的壓迫；4.生態女性主義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思考，向平等與非等級社會的實踐目標邁進。總而言之，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是解決生態與發展危機的動能。

自197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義倡導者意識到，婦女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已經充份的整合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具體表現在聯合國於1975年墨西哥召開的「婦女與發展」會議，宣示了婦女與發展的10年計劃。主導這個計劃的意識形態是接近於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思考，批評者認為，女性參與經濟生產的過程中，反而加重生產與再生產的重擔，非技術的和低工資的女工是經濟的弱勢，家務勞動又變成婦女成為經濟再生產的主要承擔者。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評論聯合國「婦女與發展」10年計劃是新的殖民主義計劃。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如席媧和麥爾絲認為，西方女性主義並沒有認識到，在全球生產關係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由父權和資本積累造成的，反思另類發展模式才能與資本主義脫勾。

大體上，生態女性主義關注全球環境的惡化，首當其衝的是經營家務勞動與生計的婦女。當水資源污染或乾涸了、樹木不見了、土地因為氣候變遷造成耕種的困難，婦女在食物、醫藥與教育上必然承受更重的負擔。因此，可持續生計發展、森林保護、安全的水、土地權與土地經營、再生能源、企業對環境的責任、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反對工業廢棄物等訴求，成為生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案。

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判性的看待社會生產關係與環境的關係。麥爾絲認為女性主義運動把對抗父權當成普遍的運動策略是誤導的，因為父權不能是空泛地無的放矢，它必須置放於資本主義的相互連接和世界規模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中。莎雷則認為當北方環境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在1980年代的歡呼勝利之時，西方強勢文化與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人民與環境的剝削卻變本加厲，例如，自由貿易區的設置對第三世界婦女與環境的剝削。廣大農村男性因為經濟因素外移都市，使得農村婦女與小孩加重負擔。

莎雷反思過往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過於強化生產力的提高，忽略了生態、少數民族與婦女的照顧。另一方面，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龐大的新自由主義議程和意識形態，他們所進行的大型建設、綠色革命方案、基改食物等等，一再摧毀第三世界人民的生計。所以，生態女性主義的任務是對準北方世界教會、國家、市場與科技的共謀關係。

莎雷強調生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思考與行動的爭辯是辯證的，所以她主張工人群眾要重思這兩者的關係，生態社會主義的運動主體是由下而上的，它接納各種新社會運動如同性戀、動物權、和平、生態與少數族裔運動。長期在印度蹲點的麥爾絲則從抱樹運動的經驗，主張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的運動策略，應力求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市場脫勾，建立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

2000年以來，生態女性主義運動份子活躍於世界或區域社會論壇，向世人展現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總的來說，由於過去生態女性主義近30年的實踐，她們在政治培力、性別發展、健康、環境和反對任何對婦女的暴力等方面的努力，都已有了可觀的成果，為人類未來和平之路奠立了基石。

*200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推動環境的友善治理的馬阿薩依。圖為今年5月第4屆非洲開發會議在日本橫濱舉行，馬阿薩伊在會議上致詞。（圖／路透社）